如果說四五十年代人們認為直譯也就是意譯，二者無法區分，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人們又對直譯和意譯分別作了分析。

    1982年，周煦良在《翻譯三論》一文中寫道：直譯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譯音而不譯意。如democracy譯為“德謨克拉西”，而不譯為“民主”。第二類是照字面譯。如crocodile tears譯作“鱷魚的眼淚”，而不譯作“虛偽的眼淚”。第三類是不按照中國語言習慣和詞序而按照原文的結構或詞序的翻譯。如“‘你來了，’她說”。最后，他指出“這樣一些直譯好像為數不少，但就一篇文章，一部書來看，直譯的成分畢竟是少數?！?span lang="EN-US">

    1978年，許淵沖在《翻譯中的幾對矛盾》一文中也談到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他說：“直譯是把忠實于原文內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實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順的譯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譯方法。意譯卻是把忠實于原文的內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順的譯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譯方法。”最后他得出五點結論，歸納成兩點就是：一．譯文和原文相同的形式能表達和原文相同的內容時，可以直譯，不能表達時就意譯；二．原文的表達形式比譯文精確、有力時，可以直譯，譯文的表達形式比原文精確、有力時，可以意譯。

    1979年，王佐良在《詞義·文體·翻譯》一文中寫道：“要根據原作語言的不同情況，來決定其中該直譯的就直譯，該意譯的就意譯。一個出色的譯者總是能全局在胸而又緊扣局部，既忠實于原作的靈魂。又便利于讀者的理解與接受的。一部好的譯作總是既有直譯又有意譯的：凡能直譯處堅持直譯，必須意譯處則放手意譯?！?span lang="EN-US">

    從以上情況看，七八十年代的譯者對直譯和意譯作了分析和比較，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態度。這說明當代的譯者比二三十年代乃至四五十年代的譯者在理論上都更加成熟了。

    在國外，譯界的同行也同樣在這一方面進行探討。英國劍橋大學喬治·斯坦納教授主張意譯。他在1975年發表的《After Babel》一書中發揮了17世紀英國學者約翰·德萊頓關于意譯的主張。他寫道：“翻譯的正確道路，既不應是直譯，也不應是模仿，而應是意譯(paraphrase)。所謂意譯，就是‘譯者有一定限度的自由，他要時刻看到作者，這樣就不至于迷失方向，但他主要是緊跟作者的意思而不死扣字眼，他可以對作者的意思加以引申，但不能改變?！瘬氯R頓說，這就是埃德蒙·沃勒和西德尼·戈多爾芬1658年翻譯維吉爾的史詩《伊尼德》(Aeneid)第四卷時采取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德萊頓本人翻譯維古爾、賀拉斯、奧維德、朱文納爾、喬叟等人的著作時，也采用了這種方法，在他評論別人的譯作時(如1685年出版的《Sylvae》一書的序言)所闡述的也是這種方法。通過意譯，‘作者的精神可以得到傳播，而不會遭受損失’。好的翻譯好比是‘一種寫生’。最理想的情況是，譯作不剝奪原作的權威，而能向我們表明假如原作本來就是用我們的語言創作的，它會是個什么樣子。”

國外還有一些學者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你同意他們這種看法嗎？

作者：莊繹傳，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英語專家委員會顧問，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來源：catti.net.cn）